纳粹起家的凯发k8国际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萨尔茨堡大胜晋级，引爆话题，但是其自身却没有逃脱被腐蚀的命运。即使在战争时期，纳粹精英们仍然不肯放弃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为了‘扬威’，他们全都需要豪门广厦、狩猎小屋、地产宫殿、前呼后拥的扈从、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储藏高档葡萄酒的酒窖。”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绘纳粹领导层的生活方式。
本策划摘自《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译林出版社出版。搜狐读书特别制作。
01 豪门广厦：军备部长新居耗资百万马克获赠林地上百公顷
施佩尔于1935 年购置的位于柏林—施拉赫滕湖的住房仅有125 平方米，而帝国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住着“宏伟别墅”和“宫殿”，在那里“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施佩尔本着“当时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决定放弃自己做建筑设计的报酬，却被戈林认为是不可理喻：“您这想法完全是胡闹。有钱怎么能不挣呢！”
不仅是在回忆录中，早在1945 年接受盟军审讯时，施佩尔就将纳粹领导层的很大一部分描述为“腐化堕落”。尤其是省部书记们“生活过于奢侈”，“给人民做出了非常恶劣的样板”。
这位军备部长，同时也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对纳粹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方式描述得非常准确，而他的自萨尔茨堡大胜晋级，引爆话题我标榜—谦逊的“理想主义者”，富贵不能淫，不可腐蚀，甚至看到希特勒给情人爱娃·布劳恩暗地里塞装钱的信封也会感到不舒服—却非常值得怀疑。
施佩尔在1932 年的全年收入仅1 660 帝国马克，到1943 年申报时就达到了211 933 帝国马克。他收入的大部分并非部长薪金，而是他的副业—建筑设计。按照帝国财政部的特别指令，他作为建筑师的收入所得是不需要纳营业税的。“柏林—中央”财政局的局长在1945 年之后证实，由于享有免税特权（这种特权仅被保留给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施佩尔每年就避税达1.5 万至2 万帝国马克。在第三帝国初期，施佩尔不算富裕，但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的生活水准以及收入和财产状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他自己的申报数字，他在1940 年的私人财产为142.3 万帝国马克。除了家境富裕的帝国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帝国部长或者纳粹党的全国领袖拥有像施佩尔这么多财产，或者说，没人向财政部门申报个人财产时报出了这么高的数字。
1941 年，施佩尔一家搬进了柏林列支敦士登林荫道的一座新房子。他在施拉赫滕湖的第一所住房的建造费用仅为7 万帝国马克（这是他自己提供的数字），但这座新房子仅仅是改装就花了1 673 631 帝国马克。一年后，新官上任的军备部长在奥德布鲁赫购置了一块地产，他为此设计了一座骑士城堡般的庄园，称为“老朗福特”别墅，庄园的宏伟奢华真实地反映了施佩尔当时狂妄嚣张的自我认识。为了让施佩尔的庄园地产能够连成一片，戈林于1943 年3 月赠送给他一座至少有100 公顷的森林。这座森林其实是普鲁士州的公有财产，但它被转让给了施佩尔私人所有。根据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的特别指令，国家对这次财产转让既没有征收馈赠税，也没有课以收入税。这座森林的课税标准价格至今不明，因为施佩尔对1944 年1 月1 日财政部门发出的个人财产申报文件置之不理。假如我们相信他自己的说法，他在1933 年还是个谦逊而颇具理想主义的人，那么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就毫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狂妄自大地享受特权了。这位军备部长绝不是第三帝国腐败的统治集团圈子外的人，而是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
02 滥用职权：稿酬实为政治献金宣传部长坐拥三套豪宅
帝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也用类似的伎俩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富。1932 年，戈培尔还是柏林省部书记，根据他自己的申报，年收入仅有619 帝国马克。到1943 年，他的总收入就高达424 317 帝国马克，其中约30 万帝国马克是他给《帝国》报纸撰写每周社论所得的稿酬，是从埃尔出版社领取的。他作为部长的年薪仅有3.8 万帝国马克，与之相比，稿酬高得实在离谱。这当然不是他写社论得到的报酬，而是埃尔出版社及其社长马克斯·阿曼巧立名目，给戈培尔的献金。和宣传部长搞好了关系，阿曼也获益匪浅，到1944 年时已经控制了全国报业市场的将近80%。
尽管戈培尔的每周社论并没有给部长大人造成什么成本，但他还是让财政部门把他收入的20%划归免税的经营开支。根据柏林—中央财政局的负责官员的计算，戈培尔这么一来就把大约40 万帝国马克的钱划入了免税范围。
戈培尔在1933 年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私人财产，但很快就在搜罗豪华地产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帝都柏林的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强迫万湖的施瓦嫩维尔德岛上一座别墅的犹太业主，女医生夏洛特·赫兹，将别墅以11.75 万帝国马克的低价卖给柏林市政府。1936 年3 月，戈培尔从柏林市政府手中买下了这座别墅。土地登记册上的户主名字就是宣传部长本人。1939 年，戈培尔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将这座别墅以18 万帝国马克的价格转手给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但仍然继续使用别墅，没有向路德维希交纳一分钱的房租。戈培尔以类似的手段将邻近的一座房屋卖给了德国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但仍然免费使用这座房屋。环球公司甚至还承担了房屋的维修保养费用。
宣传部长在朗克下巴尼姆县的伯根湖还有一座住宅。1936 年，柏林市政府将这座房屋交给戈培尔终身免费使用，但当然没有将地产权利转让给他。后来，戈培尔花了220 万帝国马克，将这座宅子进行了奢华的扩建。1940 年4 月1 日，柏林市政府又将邻近的210 公顷森林的终身使用权交给戈培尔，并允许他在森林土地上修建房屋。根据约定，戈培尔在森林土地上修建的房屋的产权属于柏林市政府；如果宣传部长不再使用森林，将由一个评估委员会对他修建房屋的开支做出评估，由柏林市政府对他进行补偿。
尽管戈培尔并不享有房屋的产权，他还是在1940 年10 月通过“非正式”约定，将房屋卖给了考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国有的电影公司）。考修公司同样也给了他这座房屋的终身居住和使用权。戈培尔这么做真是一石数鸟。他将并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卖给了他下属的一家企业。他可以一分钱不掏就使用两座豪华宅邸—分别是施瓦嫩维尔德岛上的别墅和朗克的那座，同时还通过出售房产赚了一大笔钱，这些利润其实是投机获利，理应缴纳收入税，但他也没有缴税。另外，按照帝国财政部的指令，戈培尔还享有一项税务特权，即每半年缴税一次，并且可以延期，而不是正常规定的那样，每季度缴税一次且必须提前缴纳。
最后，戈培尔看中了第三座住宅，是维也纳的魏德灵根的一座宫殿，位于维也纳森林风景特别秀丽的区域，周围是广阔的公园。按照屡试不爽的老办法，由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买下这座宫殿，改建完毕，然后交给戈培尔免费使用。按照设想，戈培尔将以德国艺术，尤其是德国电影的恩主的身份，在这里接见艺术家们，也就是电影的创作者。至于在后来战事吃紧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有没有实现，我们就没有相关的资料了。
03 腐化的极致：戈林装修纳税人买单收藏总价值高达几亿
我们在上文描述了纳粹统治阶层的腐败，之所以把戈培尔和施佩尔作为例子，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人在纳粹统治者圈子里一向以清廉著称，与“文艺复兴式纵情享受生活的人”赫尔曼·戈林形成了对照。在第三帝国时期，戈林的骄奢淫逸就已经是大众的日常话题，也是很多笑话的材料。戈培尔和施佩尔都智力过人，精明强干，远远超过纳粹官员的平均水平。他们能够攀升到这么高的位置，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纳粹圈子的老同志；他们虽然都对希特勒无比地忠诚和仰慕，但仍然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都曾严厉地批评其他纳粹官员的腐化行为，施佩尔在战后的论述和回忆录中都写到了这一点。戈培尔在日记中则指责某些省部书记“像帕夏们一样”专横跋扈、穷奢极欲。
而他们的税务特权、利用公职购买土地、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以及装点门面的欲望（这欲望只有用更大、更奢华的宅邸才能满足），在纳粹统治集团内部显然已经非常普遍，在戈培尔和施佩尔的眼里根本不算是腐败，而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根本不会让他们产生负罪感。于是，逃税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纳粹领导人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特权。很快，纳粹领导人的个人习惯和基本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魏玛共和国所谓的“官僚腐化统治”最严厉的批评者很快自己也变成了事实上的腐败统治者，而且腐化程度是史上从未有过的。
纳粹领导人用来居住和炫耀的宅邸，比如希特勒的贝格霍夫别墅和戈林的位于绍夫海德的狩猎庄园，在第三帝国初年还只是一般规模，在后来就发展成了气势恢宏的豪宅。光是将“卡琳堂”狩猎庄园改建为“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豪华宅邸的工程就花了德国纳税人超过1 500 万帝国马克。卡琳堂的年度管理费用就高达47.5 万帝国马克，其中四分之三由帝国政府承担，四分之一由普鲁士州政府买单。另外，戈林在东普鲁士的罗敏腾还有一座“帝国狩猎庄园”，在柏林的帝国航空部庄园有一座别墅，在上萨尔茨堡有一座“阿尔卑斯别墅”，在佩格尼茨的诺伊豪斯拥有费尔登施泰因城堡，还有五座狩猎庄园，分别在波美拉尼亚、达斯、尼登、东普鲁士的派特河畔，还有国王湖。
“帝国元帅”在旅行时可以动用一列豪华专列，专列长期运载着十辆汽车和一个面包房。车厢内部装潢使用的是最昂贵的高级木料。仅仅戈林居住的两节车厢就花了国家财政132 万帝国马克，这还不算布置和陈设的开销。1937 年，德意志全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赠送给当时担任普鲁士州总理的戈林一条游艇“卡琳2 号”，其建造成本为75 万帝国马克。戈林收藏的艺术品—有的是别人赠送的，有的是买来的，但很大一部分是掠夺来的—包括1 375 幅画作、250 座雕塑和168 幅壁毯，总价值达到好几亿帝国马克。
04 不择手段：驱赶强占只为扩建私宅戈林仅纳税190马克
为了避税，戈林向财政部门巧妙地隐藏自己的巨额财产，在1940 年的财产申报中仅仅给出了21.6 万帝国马克的数字。1943 年，他给出的数字仅为4 万帝国马克。柏林—中央财政局的官员对这些数字感到不可思议，企图进行查询，但都被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挡住了。莱因哈特向官员们做出指示：“不得对戈林在税务申报中给出的数字做任何调查。”戈林作为普鲁士州总理的年薪为15 795 帝国马克，纳税则仅有190 帝国马克。
第三帝国的几乎所有达官贵人都享受着这样可耻的避税特权。公众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因为帝国财政部在1937 年和1939 年发布了指令，只有柏林—中央财政局和慕尼黑—北方财政局两家单位才有权处理各位帝国部长及纳粹党全国领袖的税务。为了避免更多人知情，在某位权贵去世之后，他的档案也不会被移交给其居住地的财政局，他的遗孀的税务档案也将改由柏林和慕尼黑的财政局处理。
为了获得更多财产，纳粹权贵们丝毫不避讳犯罪手段。1939 年8 月，希特勒命令将位于萨尔茨堡省的弗歇尔宫赠给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作为“避暑宅邸”，好让部长在上萨尔茨堡附近有座豪华宅邸。弗歇尔宫的原主人古斯塔夫·雷米茨伯爵，在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之后，被当作所谓“恶毒而活跃的敌人和损害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利益的凶徒”逮捕，投入达豪集中营。为了“补偿雷米茨先生在萨尔茨堡造成的破坏”，他的宫殿及其全部家产被首先转交给奥地利地方政府，然后又转移给帝国外交部长名下的“弗歇尔宫基金会”。冯·里宾特洛甫对通过暴力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做法并没有丝毫顾忌，只是命令“慈悲为怀”，给雷米茨男爵的女儿一笔象征性的补偿金。为了把弗歇尔宫的地产连成一片，外交部长后来又吞并了邻近的很多地产。这些地产的原主人在外交部的信函中被称为“受到神父最丑恶煽动的黑僧侣”，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离开家园，接受外交部长的地产交换条件。外交部长装点门面的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在弗歇尔宫周围建造了一条两公里长的“湖畔林荫道”，以便“在室外也能不受打扰地谈话”。
05 门面装点：极尽奢华！仿贵族风采照地毯尺寸重建大厅
纳粹统治阶层奢华的生活方式也扩展到了党的地区性领袖当中，尽管很多省部书记起初自视为党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捍卫者，表现得比较亲民和平易近人。但渐渐地，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用富丽堂皇的外表来突出自己在纳粹权力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并象征性地显示出自己对有价值资源的支配能力。
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埃里希·科赫在这方面也显得特别突出。他在1940 年将过去的波兰地产克拉斯内扩建为豪华庄园。在战时，私人的建设工程受到很大限制，后来被完全禁止，而科赫仍然雇用了约400 名建筑工人，按照自己的计划对克拉斯内进行翻新。仅仅内部装潢（其中的瑞典大理石是要用外汇购买的）就花了150 万帝国马克。为了布置宴会大厅，科赫从赫尔曼·戈林那里购买了一块价值60 万帝国马克的地毯。结果后来发现，地毯的尺寸比大厅要大，于是科赫命令将大厅全部拆除，按照地毯的尺寸重建。庄园的各个房间装点着大量艺术品，都是科赫以乌克兰事务帝国专员的身份从基辅、哈尔卡夫、波尔塔瓦和兰贝格的博物馆“借”来的。
对纳粹党的很多全国领袖和省部书记来说，装饰奢华的庄园和豪宅是自恋式自我装扮的核心标志。纳粹党的暴发户们就用这些东西来模仿贵族的风采，享受着自己的权力带来的好处。弗兰肯省部书记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普莱克斯霍夫庄园和德意志劳工阵线的全国领袖罗伯特·莱伊的罗特兰庄园都是明证。按照莱伊的传记作者罗纳德·斯迈尔瑟的说法，罗特兰庄园是“莱伊的腐化和狂妄自大的具体象征，也表现出了他取得高贵的社会地位的努力”。
1935 年，莱伊购得了罗特兰庄园，随后命令将建筑物全部拆除，以更宏大的规模重建，并用珍贵的画作装点房间。他的庄园经理提出的改建方案还比较适中，遭到了莱伊的全盘否定：“您的建议还不错，如果我还是当年那个小小的莱伊的话，就会同意。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我在这儿必须要有美丽的东西、美丽的建筑。有一天元首会亲自来庄园，看看我的私人产业。如果我在这儿搞得小家子气、缩手缩脚，如果我不把这次重建弄成国家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象征，他会怎么说？”
按照这段极具启发性的谈话的精神，莱伊对自己的产业进行了奢华的扩建，不仅是为了突出自己在纳粹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元首面前争面子，更是为了用盛大壮丽的表现形式夸耀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大。对纳粹党的权贵们来说，这些言论要比他们同时还在做的另外一项努力—用“大杂烩星期日”之类的活动拉拢民心，做出简朴和亲民的姿态—要典型得多。
梅克伦堡省部书记弗里德里希·希尔德布兰特曾经是个农业工人，他特别努力地通过自己的庄园来炫耀自己新近获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他购置哈格诺县的葛斯洛庄园只花了象征性的价钱，而且是通过一种典型的手段，即滥用自己作为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土地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的职权。
06 狩猎特权：公共林地划为私人猎区围栅栏群众禁止入内
很多省部书记和纳粹高级领导人对狩猎的热情，无疑也是因为他们把传统上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有的狩猎特权与贵族生活方式联系了起来。私人的优秀猎区（可以邀请朋友和恩主们来游乐）是纳粹精英阶层最重要的身份标志之一。除了“帝国狩猎大师”戈林之外，东普鲁士省部书记科赫也是突出的代表，他同时在四个森林管理辖区内拥有独家狩猎权。
1942 年初，纳粹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对很多官员打猎热情的蔓延提出了警告，并引用了某位省部书记的报告：“这位省部书记还告诉我，情况非常可怕，在各省部书记会议结束后，很多书记回到酒店，整个晚上，甚至一直到深夜，除了可恶的打猎之外，居然没有第二个话题！谁要是想插嘴谈点政治话题，根本办不到。这位省部书记强调说，如今很多负责的国社党干部究竟在政治工作上花多少时间，某些党员同志在打猎上又花多少时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省部书记们追求和装配自己的私人猎区的热情和执着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汉堡省部书记卡尔·考夫曼的例子中窥到一斑。这位酷爱打猎的书记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管辖的区域其实只有一座城市，既没有大面积的森林，野生动物数量也不值得一提。1937 年1 月，根据《大汉堡法案》，城北的一片较大的森林，即所谓的杜文施泰特沼泽森林，被整体划归汉堡州所有，于是考夫曼感到，给自己搞一个私人猎区的机会来了。他先是将杜文施泰特沼泽森林规定为自然保护区，从此以后普通群众不得入内，然后用市财政的钱建造了长十一公里的栅栏，将这个地区围了起来，放养了一批马鹿和黇鹿，最后让汉堡市财政局以优惠价格将整个地区出租—租给了他自己。
07 艺术品收藏：狂热！希特勒宅邸名画数量超卢浮宫四倍
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如痴似狂的艺术品收藏活动。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的说法，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艺术，而是由于“个人和集体的自恋”，因为陈设在显眼位置的“古代大师”名画能够彰显其所有者的富裕和权势。这方面就能看出希特勒在纳粹统治集团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纳粹领导人都唯命是从地效仿他那种重古薄今的艺术趣味；在每年“大德意志艺术展”的“采购闲逛”上，元首总是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掠夺来的艺术品的支配也明确地属于元首的专有特权。希特勒光是“古代大师”名画就拥有五千多幅。筹备中的位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一旦落成，能够展出的艺术品数量将是巴黎卢浮宫的四倍。
希特勒自视为命运不济的艺术家。他的收藏热情也是上行下效。很多纳粹党人大量收购画作、壁毯和雕塑，以便对自己的官邸和私宅进行豪华的装点。不少艺术品是没收来的犹太人或者“敌人”财产。在占领区活跃着“全国领袖罗森堡行动参谋部”、“君斯贝格特别指挥部”这样专业的艺术品掠夺组织，它们的战利品通过复杂的途径进入纳粹党人的收藏。仅戈林一个人就通过这种手段侵吞了数百幅画作。到1949年3月，盟军的被掠夺艺术品收集中央办公室就记录了249 683 件艺术品。
一方面是腐败的侵吞手段，一方面是大多数艺术藏品暧昧不清的地位。它们既装点着纳粹领导人的官邸，也装饰着他们的私宅。用来购买艺术品的资金往往既有国家财政，也有私人资金，或捐款，以及可疑的私人特别基金。用国家财政的钱买来的画作常常被轻易送人，于是就变成了私人所有。这种礼物要显示出主人的权势和高雅的生活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加强纳粹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因此，希特勒不仅从下属那里收受艺术品礼物，也向他人赠送艺术品，以收买人心。
这种附庸风雅行为的一个奇怪方面是，甚至连马丁·鲍曼和罗伯特·莱伊这样的雇用兵一般的大老粗也购买了大量艺术品，因为他们要对希特勒亦步亦趋、上行下效，而且深知艺术品收藏在纳粹权力体制中作为身份象征的重要意义。希特勒似乎想要讽刺下属附庸风雅的行为，于是在罗伯特·莱伊生日时赠送给他一幅汉斯·格吕茨纳的画作，这幅画与德意志劳工阵线全国领袖的本性及其公众形象倒是颇为相符。这幅画的标题是《狂饮的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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